2008-3-3 13:48
kongsheng
【转自维吾尔在线】维吾尔族历史文化专帖
landlord,musapir,gulzar编写整理
维吾尔人的族源
我们维吾尔人的族源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生息于贝加尔湖以南、巴尔喀什湖与额尔齐斯河之间广阔地区的丁零。也即“狄历”“敕勒”。高车为“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公元4世纪时的《魏书·高车传》中出现的“袁纥”，这是“Uyνur”(维吾尔)这个族称的首次汉译。此书称高车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其中的袁纥氏即维吾尔。据此可知，维吾尔最初是属于高车这个部落联合体中的一个氏族。后来它逐渐发展和强大，融合了与它相近的其他部落，形成了独立的民族。据《魏书》(卷103)记载，大量的铁勒和高车人公元5世纪以后已经居住在新疆天山以北和以南地区。 他们同原来就居住在南北疆广大地区操焉耆、龟兹、于田语的人民，回鹘，铁勒，葛逻禄，突厥，以及后来迁来的契丹人、蒙古人长期相处，繁衍发展而形成了维吾尔族。
公元前，丁零分布在匈奴以北，主要在贝加尔湖一带，也有一部分在当时西域的额尔齐斯河流域。5 世纪以后，在当时西域的丁零(或称铁勒)大量增加，主要有三支：一支分布在沿天山由伊吾(今新疆哈密)至焉耆一带；一支今阿尔泰山西南，另一支则分布在昆仑山北侧由鄯善(今新疆若羌)至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曾一度统治过昆仑山北侧的广大地区。7世纪，居住在蒙古和西域境内的铁勒人均受突厥汗国的统治。 10世纪中叶，葛逻禄建立喀剌(哈拉)汗朝(一说为回鹘，一说为样磨、葛逻禄，但无论怎么样回鹘，样磨、葛逻禄，塔里木盆地的诸土著人是维吾尔族族源的主体)，对维吾尔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时维吾尔族的生产由游牧生产为主逐步转变到以定居为主。天山一带和新疆南部原来的各民族逐步被回鹘同化。总之，维吾尔族自古以来就分布在新疆境内，后分布在蒙古高原的古维吾尔人(回鹘)西迁，与新疆原有的维吾尔人（铁勒，回鹘，样磨，葛逻禄，突厥）相汇合与塔里木盆地的土著人，以及后来的契丹，蒙古相融合形成了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历史悠久，从古代起就以'Uygur'为族称，与西方和中国内地各族相交往，迄今已有两千年历史，不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汉文文献对这个族名有不同的译写：公元605—616年(隋大业中)间，西突厥的处罗可汗对铁勒诸部实行残暴统治。公元605年处罗可汗袭掠铁勒诸部，将各部首领好几百人杀掉。铁勒中的韦纥团结仆固、同罗、拔野古等部落，反抗处罗可汗的残暴统治，自立为俟斤，称回纥。这里的“韦纥”就是高车时期的袁纥氏。这一史实表明，韦纥、仆固、同罗、拔野古等一部分铁勒部属联合起来脱离了西突厥的统治，将自己的联合体名称定为“回纥”。
在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回纥可汗磨延啜(公元747—759年)的记功碑建于公元759年前后，碑文用突厥如尼文镌刻，碑文记载着维吾尔族先民对本民族的称谓“〓〓”(读Uyνur，汉译“维吾尔”)。在另一块关于同一个回纥可汗的碑文(即发现于蒙古国的“铁尔浑碑”)以及苏吉碑中，也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记载。788年以后至13世纪70年代则写为“回鹘”；13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写作“畏兀儿”；17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则称“回部”或 “缠回”。除了这些以外，其它的译写还有很多。有人认为《史记》、《汉书》中出现的“乌揭”、“呼揭”、“呼得”、“伊吾卢”等也是“维吾尔”的音译。
回鹘
回纥一词为维吾尔这一名称的古译。在传世的古突厥文碑铭，如回纥《磨延啜碑》（《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碑》）中，作Uyghur（音），一般认为其意为“联合”。汉文译名最早见于《魏书·太祖本纪》登国五年（390）春三月的记载，作“袁纥”。《隋书·北狄·铁勒传》作“韦纥”。唐代称“回纥”，《旧唐书》作迴纥。788年（贞元四年）冬十月，回纥合骨咄禄可汗上表文给唐朝，请改回纥为回鹘。“义取迴旋轻捷如鹘也”。《新唐书·回鹘传》说：“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乌护、乌纥也是回纥一名的同名异译。据《北史·铁勒传》记载：乌护为“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以西，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之北，傍白山（今天山山脉）”的铁勒诸部之一。
袁纥（回纥）是南北朝时高车六部之一。据《魏书》记载：“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可见回纥的起源可以追溯至纪元前的赤狄、丁零。秦汉时代丁零主要分布在今贝加尔湖一带。后来一部分丁零人南迁。留在漠北的大部分丁零，《晋书》称之为敕勒。《魏书》作勑（同敕）勒，《隋书》作铁勒。由于铁勒“俗多乘高轮车”所以被人们称为“高车”部。隋代，回纥（韦纥）作为铁勒的一支，与仆骨、同罗、拔也古、覆罗等部相邻，分布在独洛河（今蒙古国土拉河）北。归附于东突厥。乌护则属于西突厥。
回纥民间传说，其祖先五人出生于秃忽剌河（土拉河）和薛灵哥河（今蒙古国色楞格河）之间一棵大树的瘿（囊状赘生物）中。今土拉河流入鄂尔浑河，该河又流入色愣格河，鄂尔浑河位于另两条河流之间。这一传说表明回纥的起源之地为鄂尔浑河流域。
回纥部的构成
据《旧唐书·迴纥传》记载：回纥本身原由九个氏族组成。第一个是药罗葛，这是世袭回纥可汗家族的姓氏。二是胡咄葛。三是咄罗勿。四是貊歌息讫。五是阿勿嘀。六是葛萨。七是斛嗢素。八是药勿葛。九是奚耶勿。学者称之为内九族。
据《磨延啜碑》记载：回纥由十姓回纥与九姓乌古斯两个部分结合而成。九姓乌古斯或译九姓乌护，乌护即回纥。回纥民间传说：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的山区中，“有一处地方有十条河，另一处地方有九条河。在古代，畏兀儿（回纥）诸部的驻地就在这些河流沿岸、山里和平原上。沿着十条河流居住的称为温（十）畏兀儿，而住在九河地区的称为脱忽思（九）畏兀儿”。
《唐会要》记载有以回纥为首的“九姓”部落联盟，即回纥、仆固、浑、拔曳固、同罗、思结、契苾、阿布思、骨仑屋骨，并说明前七个“姓部”在唐初即见于史传，后面两个“姓”大概在天宝（742—755）以后才和前七“姓”并列。
在回纥兴起以前，铁勒诸部统称“九姓铁勒”。但铁勒并不仅仅包括9个“姓”（部落），《隋书·铁勒传》中即有铁勒诸部的名称40个，其中在今土拉河北有10个，天山一带有9个，阿尔泰山西南有4个。“九”是突厥、铁勒的吉祥之数，并代表“整数”，含有“许多”的意思。“九姓”实际上和“诸姓”的含意差不多。回纥兴起以后，成为漠北铁勒诸部的总代表，于是人们使用“九姓回纥”一名替代“九姓铁勒”。
（一）、维吾尔族族名及其含义
维吾尔族族名的由来及其含义，中外史书有多种记载和诠释：其一，认为“维吾尔”具有“联合”、“结合”“同盟”之义。这一解释的根源来自于14世纪波斯伊利汗国宰相、史学家拉施特。在他编著的史学著作《史集》中写道：维吾尔“这个词是突厥语联合和帮助的意思”。进而拉施特又在该书中讲了一个当时的传说：在塔拉斯和合里----赛兰一带居住着一个部落，部落首领名叫的卜·牙忽亦。的卜·牙忽亦有四个儿子：合刺汗、斡尔汗、阔儿汗和古儿汗，他们全信佛教。四子之中，合刺汗继承了父亲的汗位。后来合刺汗生了一子，名叫乌古斯。乌古斯长大后信奉了伊斯兰教，并且同他的父亲、叔父们开战。他的父亲战败而死，有的叔父和氏族投降了他，有的叔父和氏族则逃向东方。乌古斯胜利后举行庆典，在庆典上给归服于他的人们赐以“维吾尔” 之号，意即“他和我们合并，并协助我们”，后来这一词就成了这些人后裔的族名。
其二，认为“维吾尔”具有“依附”、“粘结”或“凝结”的意思。这个解释来自于17世纪的史学家阿布勒哈孜·巴哈杜尔汗。他在公元1663年写的著作《突厥世系》中认为“维吾尔”一词的意思是yapishgur(即“依附”或“粘住”)。这一解释也曾被后世维吾尔史学家毛拉·穆莎·莎依然米所引用。
还有一种说法来自亨利玉尔的著作。此说则从托勒密记载的奥伊哈尔德斯人所处地理方位推测，认为“维吾尔”又是与塔里木河同名的民族名。托勒密是公元 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他在《地理志》一书中的“赛里斯国”中说：“再往南是达姆纳人(Damnai)，然后是比阿拉人(Pialai)，他们一直分布到奥伊哈尔德斯河畔；其南面是与该河同名的奥伊哈尔德斯(Oikhardais)。”。英国学者亨利玉尔认为奥伊哈尔德斯人是回纥或畏兀儿，奥伊哈尔德斯河为塔里木河。
（二）、维吾尔族的形成过程
关于维吾尔族的形成过程，远在13—14世纪时即在维吾尔族中流传着许多传说。传说之一是他们把自己的族源与神话人物乌古斯可汗联系在一起。此传说还流传于突厥语系其他民族和古代蒙古部落中。这一传说以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可汗传》这种文学形式流传下来。史诗称乌古斯原来是一位极其勇敢、强壮的人物。成人后与神女结婚，生下了坤汗(太阳汗)、爱汗(月亮汗)、余勒都思汗(星星汗)、阔克汗(大汗)、塔格汗(山汗)、鼎格思汗(海洋汗)等六个儿子。后来，乌古斯可汗征服许多部落，成为各部落的首领。研究者证明，“维吾尔”和“乌古斯”是两个密切相联的概念。
其实维吾尔族的形成和发展同人类社会许多民族一样，曾经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历程。维吾尔族的先民丁零、铁勒、高车和回纥人(后称回鹘人)曾先后融合了漠北草原的和中亚的属于不同语系和人种的古代部族，在融合的过程中吸取了活动在新疆的古代东伊朗语诸部(即通常所说的塞人)、吐火罗人、粟特人和其他突厥部族的文化，最后形成现代维吾尔族。 国内外人类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维吾尔族在人种特点上，有以下三种类型：一、叶尔羌河流域的巴楚、和田，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地带的维吾尔族中欧洲人种的帕米尔—费尔干类型(也叫中亚两河类型)表现明显。二、在多朗人和柯坪、阿克苏、伽师等地的维吾尔族中南西伯利亚人种占优势。在新疆东部的哈密、吐鲁番和库尔勒地区也可以见到南西伯利亚人种因素的混血。三、还有一部分为欧洲人种的中—长颅型地中涨人种集团中的印度—阿富汗人种类型。相关学者们对新疆洛浦县桑普拉墓地距今约两千年的一号丛葬墓两具头骨进行了头骨复原面貌工作，塑成的复原像容貌具有颜面长、面部强烈突出、狭长而高耸的鼻子、深目等一般地中海人种常有的形态特征。和现今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维吾尔族人的特征相比较，对理解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和现代维吾尔族在人种方面的密切关系得到某种启示。
维吾尔族是世界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维吾尔族从小到大，吸收和融合了众多其它民族的成员。 “维吾尔”是维吾尔族的自称，是今天汉文对“UYGHUR”一词的音译。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汉乃献对维吾尔族的称谓在书写上，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公元4世纪《魏书、高车传》中出现的“袁纥”一词，是至今所看到的对“维吾尔”的首次汉译写法，同时期还有写作“乌护”或主“乌纥”的。到6一7世纪的隋、唐之际，汉文献多把“维吾尔”写作“韦纥”。对此，《新唐书·回纥传》说：“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唐朝中、后期，又写作“回纥”，据说是韦纥联合铁勒诸部中的仆固、同罗、拔野古等脱离突厥统治后给自己新组成的联合体所定的汉文名称。
788年(唐朝德宗贞元四年)时，回纥统治者取汉文“捷鸷犹鹘然”之意；提出把“回纥”二字改写为“回鹘”，经唐王朝同意后正式启用，从此一直到13 世纪70年代(元朝初年)，汉文史籍又写作“回鹘”。元、明时期，汉文史籍一般写作“畏兀儿”，有时也写作“畏吾儿”。
17世纪中期清朝统治全国后，因为内地人把伊斯兰教当时称为“回教”，而维吾尔族这时已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新疆省ZF根据各族人士的意见，多次讨论，决定废除以前对维吾尔族的各种汉文写法，统一改用“维吾尔”这一名称。
关于“维吾尔”一名最初的由来和含义，中外史籍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今天大多数专家学者、包括著名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语民族专家学者，都认为“维吾尔”一词的含义应该是“联合”、“同盟”、“团结”，这比较符合维吾尔族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维吾尔”原是北方众多氏族部落中并不太大的一个。后来这个氏族部落逐渐壮大，加入了许多新的成员，并与其它氏族部落结盟，组成新的联合体，“维吾尔”名称使用的范围也随之扩大。随着历史的发展，众多氏族部落之间不断融合发展，这个联合体也不断扩大，并逐渐成为：一个在较大地域内有基本共同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心理���态的民族，“维吾尔”这一原来一个不大氏族部落的名称也最终成为一个较大民族的名称。这犹如著名的黄河、长江一样，当他们在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麓发源的时候不过是许多涓涓水流中的一个，只有在奔向大海过程中吸收了众多江河湖水之后，才在下游形成雄伟的波涛洪流，甚至他们的名称在不同地段的叫法也不尽相同。
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字
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历史上，维吾尔语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古突劂语阶段（7-13世纪）；察合台语阶段（14-18世纪）；近代和现代维吾尔语阶段（19世纪-现在）。
现在维吾尔语共有八个元音，二十四个辅音，在形态结构上属于黏着语类型。维吾尔语的词汇十分丰富。维吾尔语的词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在突劂语同源词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扩大，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从有关民族的语言中吸收大量的借词。
维吾尔语的借词主要来自汉语、伊朗语、阿拉伯语、俄语等。其中汉语借词借入的时间最早，伊朗语和阿拉伯语的数量较多。另外，历史上也曾吸收过一些蒙古语、藏语和梵语的借词。
维吾尔语各地区方言之间的语法和词汇方面的差别很小，只是在语音方面有小的差别，所以新疆各地的维吾尔族在相互交际方面不存在什么障碍。现代维吾尔语划分为中心方言、和田方言和罗布方言。在维吾尔语方言中，罗布方言的特点较为突出。
现代维吾尔书面标准语是在中心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大约80%的维吾尔人说这个方言。
维吾尔族使用文字的历史很悠久。九世纪以前曾广泛使用古突厥文，以这种文字书写流传下来的多半是碑铭文献。维吾尔族使用时间较长和范围较广的一种文字是回鹘文。这种文字从8世纪至13世纪（部分地区直到16世纪）在新疆地区和中亚广泛使用。后来它成为蒙文和满文的基础。19世纪中叶，维吾尔人奉伊斯兰教之后，逐渐改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这种文字经过不断改进和补充，迄今已成为维吾尔族全民通用的文字。
维吾尔语言
现代维吾尔语是维吾尔民族的共同语言，它是古代维吾尔各部落和其它民族语言共同融合、长期演变、形成发展而来的。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现代维吾尔语标准语以伊犁—乌鲁木齐语音为标准音。它与同语族的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等亲属语言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自己独具的特点。
①元音音位有ε、α、φ、ｏ、ｙ、ｕ、ｉ、ｅ8个，前6个元音，是元音舌位和谐的主体。
以舌位和谐为基础的唇状和谐已趋于松弛。元音和谐表现在两个方面：词干内部元音之间的和谐；词干与附加成分之间的元音和谐。元音弱化是现代维吾尔语区别于其它突厥语的重要标志。
② 辅音音位有b、p、w、m、f、z、s、d、t、n、l、r、〓、〓、〓、j、g、k、〓、x、q、h24个。辅音有同化和弱化两种现象。塞音和塞擦音分为清(送气)和浊(不送气)两套；两个元音之间的清塞辅音有浊化现象。
③词干中的元音和辅音有接后缀附加成分时，有音位脱落的现象。由于音节脱落，形成词的减缩形式。
④两个音节以上的词，维吾尔语像其他突厥语言一样，重音一般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当词干后接后缀附加成分时，重音后移，一般仍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语法主要手段：①按语言特征，维吾尔语属粘着型语言。一个词根可以加几个后缀表达不同的语法意义，一般是构词附加成分在前，构形附加成分在后。
② 实词分静词和动词两类。实词以附加成分为构词和构形的主要语法手段。静词包括名词、形容词、数词、副词、代词等。名词有数、人称和格的范畴。形容词有比较级的变化。代词一般都有格的变化。数词在作名词使用时，有数、人称、格的变化。动词有语态、能动、否定、疑问、式、时和人称等语法范畴。有词干、人称形式和非人称形式等三种形式。词干形式有语态和肯定、否定两种语法范畴，人称形式与非人称形式在词根或词干的基础上构成。
③ 词与词之间在句法上的组合关系，大致有四种类型：一致关系、支配关系、附加关系和并列关系。语序一般是：主语在谓语前，宾语在动词前，定语在中心词前。句子按照语气的不同，可分为陈述、疑问、祈求和感叹四类；按结构的不同，可分为简单句和复合句两类。根据各地维吾尔语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等特征，维吾尔语一般分为三个方言区：中心方言、和田方言和罗布方言。中心方言分布区域最大，东起哈密，西至伊犁，南抵啼什，使用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0%。和田方布在莎车以东的和田地区所辖各县，以及且末、若羌等县所辖部分地区，使用人口19%。罗布方言分布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东的尉犁县大部分地区和若羌县部分地区，使用人口约占0.4%。方言的差别主要是语音和词汇。中心方言(尤其是南部喀什话)与和田方言差别不大，与罗布方言差别显著。
维吾尔族文字
维吾尔族曾经使用过突厥文、回鹘文和察合台文。突厥文是指古代突厥、回鹘等民族共同使用的一种拼音文字。突厥文约由38—40个符号组成，其中4个符号代表元音，其余符号代表辅音。通常是由右向左书写，词与词之间一般用两点隔开。迄今发现的重要的突厥文碑铭有《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可汗碑》等。回鹘文亦称“回纥文”，是古代回鹘人创造和使用的一种文字。它主要是在回鹘西迁新疆后使用。从九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回鹘文在中亚、新疆等地广泛使用。蒙古人也曾使用过回鹘文，古代蒙古文便是在回鹘文基础上创制的。回鹘文约有19个 23个字母，字母写法不定型。其中5个字母表示元音，2个字母表示半元音，其余表示辅音。早期回鹘文由右向左横写，后来改为由上向下直写。字体分印刷体和书写体。书写体又分楷书和草书两种，楷书用以书写经典，草书用以书写一般文书。古代回鹘文文献留存在现在的有很多，除了著名的《福乐智慧》、《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真理入门》等外，还有明代的《高昌馆来文》和用回鹘文翻译的《金光明经》、《大唐三藏法师传》、《两王子的故事》、《五卷书》、《伊索寓言》等，以及近几十年来在甘肃敦煌和新疆哈密、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大批宗教经典、碑刻、雕板印刷品和契约等。
察合台文是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操突厥语的民族使用的文字。它是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突厥民族语言的音素文字，因通行于察合台汗国而得名。这种文字采用了28个阿拉伯字母和其他一些辅助符号，并从波斯文中借用了4个字母。行文由右往左横写。字母分单写、词首、词中、词末4种形式。现存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包括文史哲、政法、医药、天文、地理等方面内容，对研究维吾尔、乌孜别克等突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重要价值。中国维吾尔族现在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现行的维吾尔文是在晚期察合台文的基础上参照其它突厥语民族的文字改进而成的。1937年对察合台文进行改革，制定出以32个阿拉伯字母组成的字母表。遂使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位，言文趋于一致。1954年再次改革，制订了正字法。这套字母共有30个，其中4个圆唇元音由2个字母表示。 1965年开始推行过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有33个字母，其中元音字母8个，辅音字母25个。1976年开始正式使用，其后两种文字并用。 1982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决定全面使用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则只作为一种拼音符号保留。
维吾尔文在维吾尔族的文化发展上起了很大作用，并由它保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另外，据20世纪初以来在我国新疆吐鲁番盆地发掘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维吾尔族中的部分人在历史上还曾使用过婆罗米文、粟特文、摩尼文、梵文等多种形式的文字书写过维吾尔语的文献。不过，这些文字大都用在书写经典方面。
1959年维吾尔族设计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方案，于1964年开始推行。但是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推行维吾尔新文字的条件尚不成熟，为此198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全面使用维吾尔、哈萨克老文字的报告》，于是迄今为止，维吾尔族人民仍在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老文字。不过，由于长期文化交流，现在不少维吾尔人能使用多种语言文字，特别是城市里的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大多会说汉语和使用汉文,很多维吾尔族学习英语，日语，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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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lord,musapir,gulzar编写整理
维吾尔人的族源
我们维吾尔人的族源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生息于贝加尔湖以南、巴尔喀什湖与额尔齐斯河之间广阔地区的丁零。也即“狄历”“敕勒”。高车为“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公元4世纪时的《魏书·高车传》中出现的“袁纥”，这是“Uyνur”(维吾尔)这个族称的首次汉译。此书称高车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其中的袁纥氏即维吾尔。据此可知，维吾尔最初是属于高车这个部落联合体中的一个氏族。后来它逐渐发展和强大，融合了与它相近的其他部落，形成了独立的民族。据《魏书》(卷103)记载，大量的铁勒和高车人公元5世纪以后已经居住在新疆天山以北和以南地区。 他们同原来就居住在南北疆广大地区操焉耆、龟兹、于田语的人民，回鹘，铁勒，葛逻禄，突厥，以及后来迁来的契丹人、蒙古人长期相处，繁衍发展而形成了维吾尔族。
公元前，丁零分布在匈奴以北，主要在贝加尔湖一带，也有一部分在当时西域的额尔齐斯河流域。5 世纪以后，在当时西域的丁零(或称铁勒)大量增加，主要有三支：一支分布在沿天山由伊吾(今新疆哈密)至焉耆一带；一支今阿尔泰山西南，另一支则分布在昆仑山北侧由鄯善(今新疆若羌)至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曾一度统治过昆仑山北侧的广大地区。7世纪，居住在蒙古和西域境内的铁勒人均受突厥汗国的统治。 10世纪中叶，葛逻禄建立喀剌(哈拉)汗朝(一说为回鹘，一说为样磨、葛逻禄，但无论怎么样回鹘，样磨、葛逻禄，塔里木盆地的诸土著人是维吾尔族族源的主体)，对维吾尔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时维吾尔族的生产由游牧生产为主逐步转变到以定居为主。天山一带和新疆南部原来的各民族逐步被回鹘同化。总之，维吾尔族自古以来就分布在新疆境内，后分布在蒙古高原的古维吾尔人(回鹘)西迁，与新疆原有的维吾尔人（铁勒，回鹘，样磨，葛逻禄，突厥）相汇合与塔里木盆地的土著人，以及后来的契丹，蒙古相融合形成了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历史悠久，从古代起就以'Uygur'为族称，与西方和中国内地各族相交往，迄今已有两千年历史，不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汉文文献对这个族名有不同的译写：公元605—616年(隋大业中)间，西突厥的处罗可汗对铁勒诸部实行残暴统治。公元605年处罗可汗袭掠铁勒诸部，将各部首领好几百人杀掉。铁勒中的韦纥团结仆固、同罗、拔野古等部落，反抗处罗可汗的残暴统治，自立为俟斤，称回纥。这里的“韦纥”就是高车时期的袁纥氏。这一史实表明，韦纥、仆固、同罗、拔野古等一部分铁勒部属联合起来脱离了西突厥的统治，将自己的联合体名称定为“回纥”。
在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回纥可汗磨延啜(公元747—759年)的记功碑建于公元759年前后，碑文用突厥如尼文镌刻，碑文记载着维吾尔族先民对本民族的称谓“〓〓”(读Uyνur，汉译“维吾尔”)。在另一块关于同一个回纥可汗的碑文(即发现于蒙古国的“铁尔浑碑”)以及苏吉碑中，也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记载。788年以后至13世纪70年代则写为“回鹘”；13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写作“畏兀儿”；17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则称“回部”或 “缠回”。除了这些以外，其它的译写还有很多。有人认为《史记》、《汉书》中出现的“乌揭”、“呼揭”、“呼得”、“伊吾卢”等也是“维吾尔”的音译。
回鹘
回纥一词为维吾尔这一名称的古译。在传世的古突厥文碑铭，如回纥《磨延啜碑》（《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碑》）中，作Uyghur（音），一般认为其意为“联合”。汉文译名最早见于《魏书·太祖本纪》登国五年（390）春三月的记载，作“袁纥”。《隋书·北狄·铁勒传》作“韦纥”。唐代称“回纥”，《旧唐书》作迴纥。788年（贞元四年）冬十月，回纥合骨咄禄可汗上表文给唐朝，请改回纥为回鹘。“义取迴旋轻捷如鹘也”。《新唐书·回鹘传》说：“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乌护、乌纥也是回纥一名的同名异译。据《北史·铁勒传》记载：乌护为“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以西，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之北，傍白山（今天山山脉）”的铁勒诸部之一。
袁纥（回纥）是南北朝时高车六部之一。据《魏书》记载：“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可见回纥的起源可以追溯至纪元前的赤狄、丁零。秦汉时代丁零主要分布在今贝加尔湖一带。后来一部分丁零人南迁。留在漠北的大部分丁零，《晋书》称之为敕勒。《魏书》作勑（同敕）勒，《隋书》作铁勒。由于铁勒“俗多乘高轮车”所以被人们称为“高车”部。隋代，回纥（韦纥）作为铁勒的一支，与仆骨、同罗、拔也古、覆罗等部相邻，分布在独洛河（今蒙古国土拉河）北。归附于东突厥。乌护则属于西突厥。
回纥民间传说，其祖先五人出生于秃忽剌河（土拉河）和薛灵哥河（今蒙古国色楞格河）之间一棵大树的瘿（囊状赘生物）中。今土拉河流入鄂尔浑河，该河又流入色愣格河，鄂尔浑河位于另两条河流之间。这一传说表明回纥的起源之地为鄂尔浑河流域。
回纥部的构成
据《旧唐书·迴纥传》记载：回纥本身原由九个氏族组成。第一个是药罗葛，这是世袭回纥可汗家族的姓氏。二是胡咄葛。三是咄罗勿。四是貊歌息讫。五是阿勿嘀。六是葛萨。七是斛嗢素。八是药勿葛。九是奚耶勿。学者称之为内九族。
据《磨延啜碑》记载：回纥由十姓回纥与九姓乌古斯两个部分结合而成。九姓乌古斯或译九姓乌护，乌护即回纥。回纥民间传说：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的山区中，“有一处地方有十条河，另一处地方有九条河。在古代，畏兀儿（回纥）诸部的驻地就在这些河流沿岸、山里和平原上。沿着十条河流居住的称为温（十）畏兀儿，而住在九河地区的称为脱忽思（九）畏兀儿”。
《唐会要》记载有以回纥为首的“九姓”部落联盟，即回纥、仆固、浑、拔曳固、同罗、思结、契苾、阿布思、骨仑屋骨，并说明前七个“姓部”在唐初即见于史传，后面两个“姓”大概在天宝（742—755）以后才和前七“姓”并列。
在回纥兴起以前，铁勒诸部统称“九姓铁勒”。但铁勒并不仅仅包括9个“姓”（部落），《隋书·铁勒传》中即有铁勒诸部的名称40个，其中在今土拉河北有10个，天山一带有9个，阿尔泰山西南有4个。“九”是突厥、铁勒的吉祥之数，并代表“整数”，含有“许多”的意思。“九姓”实际上和“诸姓”的含意差不多。回纥兴起以后，成为漠北铁勒诸部的总代表，于是人们使用“九姓回纥”一名替代“九姓铁勒”。
（一）、维吾尔族族名及其含义
维吾尔族族名的由来及其含义，中外史书有多种记载和诠释：其一，认为“维吾尔”具有“联合”、“结合”“同盟”之义。这一解释的根源来自于14世纪波斯伊利汗国宰相、史学家拉施特。在他编著的史学著作《史集》中写道：维吾尔“这个词是突厥语联合和帮助的意思”。进而拉施特又在该书中讲了一个当时的传说：在塔拉斯和合里----赛兰一带居住着一个部落，部落首领名叫的卜·牙忽亦。的卜·牙忽亦有四个儿子：合刺汗、斡尔汗、阔儿汗和古儿汗，他们全信佛教。四子之中，合刺汗继承了父亲的汗位。后来合刺汗生了一子，名叫乌古斯。乌古斯长大后信奉了伊斯兰教，并且同他的父亲、叔父们开战。他的父亲战败而死，有的叔父和氏族投降了他，有的叔父和氏族则逃向东方。乌古斯胜利后举行庆典，在庆典上给归服于他的人们赐以“维吾尔” 之号，意即“他和我们合并，并协助我们”，后来这一词就成了这些人后裔的族名。
其二，认为“维吾尔”具有“依附”、“粘结”或“凝结”的意思。这个解释来自于17世纪的史学家阿布勒哈孜·巴哈杜尔汗。他在公元1663年写的著作《突厥世系》中认为“维吾尔”一词的意思是yapishgur(即“依附”或“粘住”)。这一解释也曾被后世维吾尔史学家毛拉·穆莎·莎依然米所引用。
还有一种说法来自亨利玉尔的著作。此说则从托勒密记载的奥伊哈尔德斯人所处地理方位推测，认为“维吾尔”又是与塔里木河同名的民族名。托勒密是公元 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他在《地理志》一书中的“赛里斯国”中说：“再往南是达姆纳人(Damnai)，然后是比阿拉人(Pialai)，他们一直分布到奥伊哈尔德斯河畔；其南面是与该河同名的奥伊哈尔德斯(Oikhardais)。”。英国学者亨利玉尔认为奥伊哈尔德斯人是回纥或畏兀儿，奥伊哈尔德斯河为塔里木河。
（二）、维吾尔族的形成过程
关于维吾尔族的形成过程，远在13—14世纪时即在维吾尔族中流传着许多传说。传说之一是他们把自己的族源与神话人物乌古斯可汗联系在一起。此传说还流传于突厥语系其他民族和古代蒙古部落中。这一传说以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可汗传》这种文学形式流传下来。史诗称乌古斯原来是一位极其勇敢、强壮的人物。成人后与神女结婚，生下了坤汗(太阳汗)、爱汗(月亮汗)、余勒都思汗(星星汗)、阔克汗(大汗)、塔格汗(山汗)、鼎格思汗(海洋汗)等六个儿子。后来，乌古斯可汗征服许多部落，成为各部落的首领。研究者证明，“维吾尔”和“乌古斯”是两个密切相联的概念。
其实维吾尔族的形成和发展同人类社会许多民族一样，曾经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历程。维吾尔族的先民丁零、铁勒、高车和回纥人(后称回鹘人)曾先后融合了漠北草原的和中亚的属于不同语系和人种的古代部族，在融合的过程中吸取了活动在新疆的古代东伊朗语诸部(即通常所说的塞人)、吐火罗人、粟特人和其他突厥部族的文化，最后形成现代维吾尔族。 国内外人类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维吾尔族在人种特点上，有以下三种类型：一、叶尔羌河流域的巴楚、和田，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地带的维吾尔族中欧洲人种的帕米尔—费尔干类型(也叫中亚两河类型)表现明显。二、在多朗人和柯坪、阿克苏、伽师等地的维吾尔族中南西伯利亚人种占优势。在新疆东部的哈密、吐鲁番和库尔勒地区也可以见到南西伯利亚人种因素的混血。三、还有一部分为欧洲人种的中—长颅型地中涨人种集团中的印度—阿富汗人种类型。相关学者们对新疆洛浦县桑普拉墓地距今约两千年的一号丛葬墓两具头骨进行了头骨复原面貌工作，塑成的复原像容貌具有颜面长、面部强烈突出、狭长而高耸的鼻子、深目等一般地中海人种常有的形态特征。和现今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维吾尔族人的特征相比较，对理解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和现代维吾尔族在人种方面的密切关系得到某种启示。
维吾尔族是世界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维吾尔族从小到大，吸收和融合了众多其它民族的成员。 “维吾尔”是维吾尔族的自称，是今天汉文对“UYGHUR”一词的音译。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汉乃献对维吾尔族的称谓在书写上，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公元4世纪《魏书、高车传》中出现的“袁纥”一词，是至今所看到的对“维吾尔”的首次汉译写法，同时期还有写作“乌护”或主“乌纥”的。到6一7世纪的隋、唐之际，汉文献多把“维吾尔”写作“韦纥”。对此，《新唐书·回纥传》说：“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唐朝中、后期，又写作“回纥”，据说是韦纥联合铁勒诸部中的仆固、同罗、拔野古等脱离突厥统治后给自己新组成的联合体所定的汉文名称。
788年(唐朝德宗贞元四年)时，回纥统治者取汉文“捷鸷犹鹘然”之意；提出把“回纥”二字改写为“回鹘”，经唐王朝同意后正式启用，从此一直到13 世纪70年代(元朝初年)，汉文史籍又写作“回鹘”。元、明时期，汉文史籍一般写作“畏兀儿”，有时也写作“畏吾儿”。
17世纪中期清朝统治全国后，因为内地人把伊斯兰教当时称为“回教”，而维吾尔族这时已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新疆省ZF根据各族人士的意见，多次讨论，决定废除以前对维吾尔族的各种汉文写法，统一改用“维吾尔”这一名称。
关于“维吾尔”一名最初的由来和含义，中外史籍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今天大多数专家学者、包括著名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语民族专家学者，都认为“维吾尔”一词的含义应该是“联合”、“同盟”、“团结”，这比较符合维吾尔族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维吾尔”原是北方众多氏族部落中并不太大的一个。后来这个氏族部落逐渐壮大，加入了许多新的成员，并与其它氏族部落结盟，组成新的联合体，“维吾尔”名称使用的范围也随之扩大。随着历史的发展，众多氏族部落之间不断融合发展，这个联合体也不断扩大，并逐渐成为：一个在较大地域内有基本共同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心理���态的民族，“维吾尔”这一原来一个不大氏族部落的名称也最终成为一个较大民族的名称。这犹如著名的黄河、长江一样，当他们在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麓发源的时候不过是许多涓涓水流中的一个，只有在奔向大海过程中吸收了众多江河湖水之后，才在下游形成雄伟的波涛洪流，甚至他们的名称在不同地段的叫法也不尽相同。
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字
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历史上，维吾尔语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古突劂语阶段（7-13世纪）；察合台语阶段（14-18世纪）；近代和现代维吾尔语阶段（19世纪-现在）。
现在维吾尔语共有八个元音，二十四个辅音，在形态结构上属于黏着语类型。维吾尔语的词汇十分丰富。维吾尔语的词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在突劂语同源词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扩大，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从有关民族的语言中吸收大量的借词。
维吾尔语的借词主要来自汉语、伊朗语、阿拉伯语、俄语等。其中汉语借词借入的时间最早，伊朗语和阿拉伯语的数量较多。另外，历史上也曾吸收过一些蒙古语、藏语和梵语的借词。
维吾尔语各地区方言之间的语法和词汇方面的差别很小，只是在语音方面有小的差别，所以新疆各地的维吾尔族在相互交际方面不存在什么障碍。现代维吾尔语划分为中心方言、和田方言和罗布方言。在维吾尔语方言中，罗布方言的特点较为突出。
现代维吾尔书面标准语是在中心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大约80%的维吾尔人说这个方言。
维吾尔族使用文字的历史很悠久。九世纪以前曾广泛使用古突厥文，以这种文字书写流传下来的多半是碑铭文献。维吾尔族使用时间较长和范围较广的一种文字是回鹘文。这种文字从8世纪至13世纪（部分地区直到16世纪）在新疆地区和中亚广泛使用。后来它成为蒙文和满文的基础。19世纪中叶，维吾尔人奉伊斯兰教之后，逐渐改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这种文字经过不断改进和补充，迄今已成为维吾尔族全民通用的文字。
维吾尔语言
现代维吾尔语是维吾尔民族的共同语言，它是古代维吾尔各部落和其它民族语言共同融合、长期演变、形成发展而来的。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现代维吾尔语标准语以伊犁—乌鲁木齐语音为标准音。它与同语族的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等亲属语言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自己独具的特点。
①元音音位有ε、α、φ、ｏ、ｙ、ｕ、ｉ、ｅ8个，前6个元音，是元音舌位和谐的主体。
以舌位和谐为基础的唇状和谐已趋于松弛。元音和谐表现在两个方面：词干内部元音之间的和谐；词干与附加成分之间的元音和谐。元音弱化是现代维吾尔语区别于其它突厥语的重要标志。
② 辅音音位有b、p、w、m、f、z、s、d、t、n、l、r、〓、〓、〓、j、g、k、〓、x、q、h24个。辅音有同化和弱化两种现象。塞音和塞擦音分为清(送气)和浊(不送气)两套；两个元音之间的清塞辅音有浊化现象。
③词干中的元音和辅音有接后缀附加成分时，有音位脱落的现象。由于音节脱落，形成词的减缩形式。
④两个音节以上的词，维吾尔语像其他突厥语言一样，重音一般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当词干后接后缀附加成分时，重音后移，一般仍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语法主要手段：①按语言特征，维吾尔语属粘着型语言。一个词根可以加几个后缀表达不同的语法意义，一般是构词附加成分在前，构形附加成分在后。
② 实词分静词和动词两类。实词以附加成分为构词和构形的主要语法手段。静词包括名词、形容词、数词、副词、代词等。名词有数、人称和格的范畴。形容词有比较级的变化。代词一般都有格的变化。数词在作名词使用时，有数、人称、格的变化。动词有语态、能动、否定、疑问、式、时和人称等语法范畴。有词干、人称形式和非人称形式等三种形式。词干形式有语态和肯定、否定两种语法范畴，人称形式与非人称形式在词根或词干的基础上构成。
③ 词与词之间在句法上的组合关系，大致有四种类型：一致关系、支配关系、附加关系和并列关系。语序一般是：主语在谓语前，宾语在动词前，定语在中心词前。句子按照语气的不同，可分为陈述、疑问、祈求和感叹四类；按结构的不同，可分为简单句和复合句两类。根据各地维吾尔语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等特征，维吾尔语一般分为三个方言区：中心方言、和田方言和罗布方言。中心方言分布区域最大，东起哈密，西至伊犁，南抵啼什，使用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0%。和田方布在莎车以东的和田地区所辖各县，以及且末、若羌等县所辖部分地区，使用人口19%。罗布方言分布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东的尉犁县大部分地区和若羌县部分地区，使用人口约占0.4%。方言的差别主要是语音和词汇。中心方言(尤其是南部喀什话)与和田方言差别不大，与罗布方言差别显著。
维吾尔族文字
维吾尔族曾经使用过突厥文、回鹘文和察合台文。突厥文是指古代突厥、回鹘等民族共同使用的一种拼音文字。突厥文约由38—40个符号组成，其中4个符号代表元音，其余符号代表辅音。通常是由右向左书写，词与词之间一般用两点隔开。迄今发现的重要的突厥文碑铭有《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可汗碑》等。回鹘文亦称“回纥文”，是古代回鹘人创造和使用的一种文字。它主要是在回鹘西迁新疆后使用。从九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回鹘文在中亚、新疆等地广泛使用。蒙古人也曾使用过回鹘文，古代蒙古文便是在回鹘文基础上创制的。回鹘文约有19个 23个字母，字母写法不定型。其中5个字母表示元音，2个字母表示半元音，其余表示辅音。早期回鹘文由右向左横写，后来改为由上向下直写。字体分印刷体和书写体。书写体又分楷书和草书两种，楷书用以书写经典，草书用以书写一般文书。古代回鹘文文献留存在现在的有很多，除了著名的《福乐智慧》、《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真理入门》等外，还有明代的《高昌馆来文》和用回鹘文翻译的《金光明经》、《大唐三藏法师传》、《两王子的故事》、《五卷书》、《伊索寓言》等，以及近几十年来在甘肃敦煌和新疆哈密、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大批宗教经典、碑刻、雕板印刷品和契约等。
察合台文是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操突厥语的民族使用的文字。它是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突厥民族语言的音素文字，因通行于察合台汗国而得名。这种文字采用了28个阿拉伯字母和其他一些辅助符号，并从波斯文中借用了4个字母。行文由右往左横写。字母分单写、词首、词中、词末4种形式。现存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包括文史哲、政法、医药、天文、地理等方面内容，对研究维吾尔、乌孜别克等突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重要价值。中国维吾尔族现在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现行的维吾尔文是在晚期察合台文的基础上参照其它突厥语民族的文字改进而成的。1937年对察合台文进行改革，制定出以32个阿拉伯字母组成的字母表。遂使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位，言文趋于一致。1954年再次改革，制订了正字法。这套字母共有30个，其中4个圆唇元音由2个字母表示。 1965年开始推行过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有33个字母，其中元音字母8个，辅音字母25个。1976年开始正式使用，其后两种文字并用。 1982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决定全面使用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则只作为一种拼音符号保留。
维吾尔文在维吾尔族的文化发展上起了很大作用，并由它保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另外，据20世纪初以来在我国新疆吐鲁番盆地发掘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维吾尔族中的部分人在历史上还曾使用过婆罗米文、粟特文、摩尼文、梵文等多种形式的文字书写过维吾尔语的文献。不过，这些文字大都用在书写经典方面。
1959年维吾尔族设计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方案，于1964年开始推行。但是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推行维吾尔新文字的条件尚不成熟，为此198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全面使用维吾尔、哈萨克老文字的报告》，于是迄今为止，维吾尔族人民仍在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老文字。不过，由于长期文化交流，现在不少维吾尔人能使用多种语言文字，特别是城市里的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大多会说汉语和使用汉文,很多维吾尔族学习英语，日语，俄语。
[[i] Edited by kongsheng on 2008-3-3 13:52 [/i]]
2008-3-3 14:17
kongsheng
维吾尔古代先民的鞋子
鞋子是人类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被泛称为“足衣”。鞋子对推动人类服饰的改革、发展，曾起到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注重于实用，同时有着装饰审美功能。人类经历过赤足时期，后来才发明了鞋子。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也没有发明纺织。“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韩非子》）《实录》中说：“夏商舄履皆以皮为之。”就是说人类最早的鞋履是用兽皮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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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原始居民穿靴早于穿鞋。靴子是一种高度在踝骨以上的长筒鞋，多为皮革制成。罗布泊地区铁板河古墓出土的“楼兰美女”所穿的生兽皮靴，是我国时代最早的一双皮靴，已距今3800余年。皮靴尖部开口，靴面、靴帮、靴底分件缝制，并且把摩擦原理用于靴底当中，是我国鞋靴史中的珍贵资料。小河墓地出土的一具女尸所穿的一双短腰皮靴（图1）保存得十分完整，距今也已3800年左右。靴高19厘米，底长27厘米，用牛皮制成，由靴底、靴面前部、靴后三块皮子缝制。棕色毛绳穿过靴口两个侧孔，将靴腰束紧。这双皮靴十分重视装饰性，靴面正中涂有一道红线条，中央皮上穿5股红毛线，其中3股捆扎羽毛，可谓美妙绝伦。
[align=center][img]http://www.chinaxinjiang.cn/mlxj/msmf/W020070808387456741483.jpg[/img][/align] 到了距今3000年左右，新疆先民的缝靴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时人们开始用熟皮制靴，制靴工艺已程序化。哈密五堡古墓出土的一只3000年前的皮靴就具有这一特征。（图2）这双保存较好的皮靴，帮、底用牛皮，靴统用羊皮缝制，靴底用三层牛皮，结实耐磨。
考古工作者在鄯善县苏贝希古墓发现的长筒靴子十分奇特，用兽皮缝制，毛朝外，靴筒口超过膝盖，皮靴内套质地柔软的毛布裤子，裤口系有毛线编织的带子（裤子与中原古代居民穿著的胫衣相似），使裤子与皮靴连为一体，这种奇特的靴子应是根据当地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设计缝制的，在寒冷的天气外出时，起到御寒的作用。特别是初春时节冰雪溶化，人们淌水过河时穿著这种长筒皮靴十分实用；也有可能是在狩猎时，为了保护腿部免遭野兽咬伤而设计的。
赵武灵王在引进胡服的同时也引进了靴子。为了作战的需要，他们用骑兵战术代替战车。与鞋履相比，靴子更适合于骑乘。《释名》中曰：“古有鞋履而无靴，靴字不见于经，至赵武灵王始服。”《中华古今注》曰：“靴者盖西胡服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革軪黄皮。”可见当时的靴子为短腰靴，后改成长腰靴。穿用靴的制度到唐代才有变迁。《陔馀从考·着靴》条曰：“朝会著靴，盖起于唐中叶以后。”这时的靴子，根据尚书令马周的建议，被改为短统，用于百官常服，有时还兼用于朝服，连朝见天子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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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西域鞋靴制作工艺比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仅有毡鞋、毡靴、皮鞋和皮靴，还有史籍中记载的“织成履”。1980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楼兰孤台墓葬中发现的一只革靴，形制为半腰形，（图3）内衬毛毡，用麻线缝制，整体上看皮靴十分牢固，也比较规整，皮质精良，从中看出随着汉代畜牧业的发展，当时西域皮革的鞣制技术和制靴工艺有了较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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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皮鞋，汉文史料记载颇多。皮鞋也称“鞮”，未经鞣制生革制成的皮鞋叫“草鞮”，用熟皮鞣制的鞋履叫“韦鞮”。洛浦县山普拉汉墓出土的皮鞋多是用鞣制较好的熟皮缝制，这里出土的一双儿童皮鞋，（图4）除鞋底已失以外，其它部分保存得十分完好，皮面毡里，腰高8厘米，底长17.5厘米，用熟皮和动物的筋做线缝制，形状十分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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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绝国人穿著的鞋履重视装饰效果。1995年尼雅1号墓地3号墓出土的一双红地晕间缂花靴的样式十分独特（图5）。此靴长29厘米，高16.5厘米，形制为短腰，整个靴子用皮、毛褐、绢、毡等多种材料缝制，特别是靴面中央在白地上织有并蒂花卉图案，起到了锦上添花的装饰效果。靴子构思巧妙，形制新颖独特，是新疆古代鞋靴中的又一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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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这是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的诗句。丝履为古代男女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种鞋子。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东晋时期的一双织成履（图7），就反映了当时较高的制鞋工艺水平。墓中同时出土升平11年（公元367年）和升平14年（公元370年）的文书，可知它是东晋时期的遗物。履长22.5厘米，宽8厘米。履底、帮、里是用麻绳编织的。鞋面由褐、红、白、黑、蓝、黄、金黄、绿等八种颜色的丝线织成各种花纹和云纹。帮面上还有“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十个隶书汉字。这双织成履流露出中原鞋履的风范，履底、履里、帮面编制的都非常精致，是中国古代鞋履中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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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的靴子实物见于尉犁营盘古墓之中，营盘出土的一双彩绘刺绣靴子（图8），靴底为皮革，靴面是麻布质地，靴内衬柔软的毛织物，使整个靴子显得比较厚实，靴面、靴筒绣有红、青、黑、蓝等色彩的云朵纹样，像这样具有强烈装饰风格的靴子，在我国唐代以前，实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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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现资料来看，唐代西域女子的鞋履可分为高头和平头两种形制。高头履又称翘头履，阿斯塔那230号墓出土的屏风画《仕女图》中的女子，所穿的鞋子就是翘头履，鞋头上翘，并饰有花纹。这种前端上翘的高头履，可以承托曳地长裙，以便行走。阿斯塔那唐墓中亦有翘头履出土，如1969年阿斯塔那381号墓出土的一双唐代变体宝相花云头锦鞋（图9），长29.7厘米，宽8.8厘米，高8.3厘米。这双云头锦鞋的鞋面、鞋头、衬里都采用了高级面料，特别是衬里用蓝、绿、绯红、绛、蛋青、白、黄七色织成彩条花鸟流云等纹饰的经锦，其中蓝、绛、绯红、蛋青四色彩条晕间。这是目前唐代彩条中显花的最华贵的晕间彩锦品种。鞋面是华丽的变体宝相花纹，鞋头用一种由大红、粉红、白、墨绿、葱绿、黄、宝蓝、墨紫八色丝线织成的斜纹锦，图案为红地五彩花，以大小花朵组成团花中心，绕以珍禽异兽，卷云行霞，间以瑞草散花，外侧又杂置折枝花和山石远树。鞋头呈高耸的云头状。这双云头锦鞋充分显示了唐代中期织锦、配色、显花三者结合的显花艺术水平，是唐代衣物中极为罕见的精品之一。
[align=center][img]http://www.chinaxinjiang.cn/mlxj/msmf/W020070808387466592762.jpg[/img][/align] 唐代西域女子穿着的平头鞋有麻、蒲、皮等多种质地。用麻线编制的鞋子称作麻鞋，又称线鞋，如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一双麻鞋（图10），用粗麻绳编织成厚底，由细麻绳编织鞋面。鞋面结构疏朗，中间编织成镂空状，与现代的凉鞋相似。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的《围棋仕女图》中的几位侍女也穿了这种麻鞋，说明麻鞋是唐代西域居民普遍穿著的鞋子。麻鞋并不是西域的传统鞋履，应是从内地输入的。但内地的线鞋，不同于《围棋仕女图》中地位低下的侍女所穿的麻鞋，而是京城里贵族妇女时尚的奢侈品。穿麻鞋的形象在唐代绘画作品中有诸多反映，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的宫女们，全都穿着麻鞋。此外陕西长安唐韦泂墓出土的石刻以及西安唐代李爽墓出土的壁画上都有穿麻鞋的形象。
阿斯塔那唐墓中还发现了蒲草编织的蒲鞋，这种鞋子也是由中原传入的，多为百姓暑天所穿。五代画家顾闳中所绘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也可以看到当时蒲鞋的具体形象。
皮鞋与麻鞋、蒲鞋相比，十分耐穿，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了8双皮鞋（图9），鞋底用粗麻线编织，鞋面用皮革，鞋内衬毡，用麻线缝缀，显得结实耐用，应是当地工匠所制。
唐代西域靴子实物十分少见，多见于绢画、石窟壁画和草原石人，如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土于吐鲁番古墓的《树下人物图》中的女主人，穿的就是一双黑皮靴。西域女子舞蹈时也穿皮靴。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唐代妇女也有穿靴子的习俗，特别为宫廷舞女所青睐，将这种靴子叫“蛮靴”。如舒元舆的《赠李翱》中云：“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降帷。”穿靴子的妇女形象，在唐人的绘画中也有反映，和这种靴子配套，身上都着胡服。
唐代西域男子的靴子，比较常见的是长腰靴，靴的质地以皮革为主。如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的木雕胡人俑、戴幞头泥塑胡人俑、打马球俑以及《侍马图》中的牧马人都穿着长腰靴。天王踏鬼俑中的武士所穿的高筒靴子（图10），靴筒上端两侧有扣眼，系带从扣眼穿出，再束在腰带上。1973年阿斯塔那193号墓还出土了一双纸靴，它是随葬的冥衣，通高9厘米，长筒，靴尖到脚背间用麻线缝连，脚踝处用织物扎束固定，并有装饰作用。这双靴子虽然是纸制的冥衣，但对西州鞋靴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靴子是高昌回鹘男子的主要鞋履，穿长袍时，裤子塞入靴内。有的靴筒上端两侧有扣眼，系带从扣眼穿出，再束在腰带上，将靴统吊起。高昌回鹘女子除了穿皮靴之外，还穿一种厚底、鞋尖上翘的花鞋，这种鞋子具有中原文化的特点，曾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反映了汉人穿着习俗对高昌回鹘人的影响。高昌人还发明了“套靴”，就是靴外又套一双皮质的鞋子，这种被现在维吾尔人称之为“喀拉西”的靴子，至今仍在南疆地区广为使用。
鞋子是人类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被泛称为“足衣”。鞋子对推动人类服饰的改革、发展，曾起到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注重于实用，同时有着装饰审美功能。人类经历过赤足时期，后来才发明了鞋子。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也没有发明纺织。“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韩非子》）《实录》中说：“夏商舄履皆以皮为之。”就是说人类最早的鞋履是用兽皮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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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原始居民穿靴早于穿鞋。靴子是一种高度在踝骨以上的长筒鞋，多为皮革制成。罗布泊地区铁板河古墓出土的“楼兰美女”所穿的生兽皮靴，是我国时代最早的一双皮靴，已距今3800余年。皮靴尖部开口，靴面、靴帮、靴底分件缝制，并且把摩擦原理用于靴底当中，是我国鞋靴史中的珍贵资料。小河墓地出土的一具女尸所穿的一双短腰皮靴（图1）保存得十分完整，距今也已3800年左右。靴高19厘米，底长27厘米，用牛皮制成，由靴底、靴面前部、靴后三块皮子缝制。棕色毛绳穿过靴口两个侧孔，将靴腰束紧。这双皮靴十分重视装饰性，靴面正中涂有一道红线条，中央皮上穿5股红毛线，其中3股捆扎羽毛，可谓美妙绝伦。
[align=center][img]http://www.chinaxinjiang.cn/mlxj/msmf/W020070808387456741483.jpg[/img][/align] 到了距今3000年左右，新疆先民的缝靴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时人们开始用熟皮制靴，制靴工艺已程序化。哈密五堡古墓出土的一只3000年前的皮靴就具有这一特征。（图2）这双保存较好的皮靴，帮、底用牛皮，靴统用羊皮缝制，靴底用三层牛皮，结实耐磨。
考古工作者在鄯善县苏贝希古墓发现的长筒靴子十分奇特，用兽皮缝制，毛朝外，靴筒口超过膝盖，皮靴内套质地柔软的毛布裤子，裤口系有毛线编织的带子（裤子与中原古代居民穿著的胫衣相似），使裤子与皮靴连为一体，这种奇特的靴子应是根据当地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设计缝制的，在寒冷的天气外出时，起到御寒的作用。特别是初春时节冰雪溶化，人们淌水过河时穿著这种长筒皮靴十分实用；也有可能是在狩猎时，为了保护腿部免遭野兽咬伤而设计的。
赵武灵王在引进胡服的同时也引进了靴子。为了作战的需要，他们用骑兵战术代替战车。与鞋履相比，靴子更适合于骑乘。《释名》中曰：“古有鞋履而无靴，靴字不见于经，至赵武灵王始服。”《中华古今注》曰：“靴者盖西胡服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革軪黄皮。”可见当时的靴子为短腰靴，后改成长腰靴。穿用靴的制度到唐代才有变迁。《陔馀从考·着靴》条曰：“朝会著靴，盖起于唐中叶以后。”这时的靴子，根据尚书令马周的建议，被改为短统，用于百官常服，有时还兼用于朝服，连朝见天子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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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西域鞋靴制作工艺比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仅有毡鞋、毡靴、皮鞋和皮靴，还有史籍中记载的“织成履”。1980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楼兰孤台墓葬中发现的一只革靴，形制为半腰形，（图3）内衬毛毡，用麻线缝制，整体上看皮靴十分牢固，也比较规整，皮质精良，从中看出随着汉代畜牧业的发展，当时西域皮革的鞣制技术和制靴工艺有了较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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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皮鞋，汉文史料记载颇多。皮鞋也称“鞮”，未经鞣制生革制成的皮鞋叫“草鞮”，用熟皮鞣制的鞋履叫“韦鞮”。洛浦县山普拉汉墓出土的皮鞋多是用鞣制较好的熟皮缝制，这里出土的一双儿童皮鞋，（图4）除鞋底已失以外，其它部分保存得十分完好，皮面毡里，腰高8厘米，底长17.5厘米，用熟皮和动物的筋做线缝制，形状十分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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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绝国人穿著的鞋履重视装饰效果。1995年尼雅1号墓地3号墓出土的一双红地晕间缂花靴的样式十分独特（图5）。此靴长29厘米，高16.5厘米，形制为短腰，整个靴子用皮、毛褐、绢、毡等多种材料缝制，特别是靴面中央在白地上织有并蒂花卉图案，起到了锦上添花的装饰效果。靴子构思巧妙，形制新颖独特，是新疆古代鞋靴中的又一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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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这是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的诗句。丝履为古代男女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种鞋子。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东晋时期的一双织成履（图7），就反映了当时较高的制鞋工艺水平。墓中同时出土升平11年（公元367年）和升平14年（公元370年）的文书，可知它是东晋时期的遗物。履长22.5厘米，宽8厘米。履底、帮、里是用麻绳编织的。鞋面由褐、红、白、黑、蓝、黄、金黄、绿等八种颜色的丝线织成各种花纹和云纹。帮面上还有“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十个隶书汉字。这双织成履流露出中原鞋履的风范，履底、履里、帮面编制的都非常精致，是中国古代鞋履中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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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的靴子实物见于尉犁营盘古墓之中，营盘出土的一双彩绘刺绣靴子（图8），靴底为皮革，靴面是麻布质地，靴内衬柔软的毛织物，使整个靴子显得比较厚实，靴面、靴筒绣有红、青、黑、蓝等色彩的云朵纹样，像这样具有强烈装饰风格的靴子，在我国唐代以前，实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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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现资料来看，唐代西域女子的鞋履可分为高头和平头两种形制。高头履又称翘头履，阿斯塔那230号墓出土的屏风画《仕女图》中的女子，所穿的鞋子就是翘头履，鞋头上翘，并饰有花纹。这种前端上翘的高头履，可以承托曳地长裙，以便行走。阿斯塔那唐墓中亦有翘头履出土，如1969年阿斯塔那381号墓出土的一双唐代变体宝相花云头锦鞋（图9），长29.7厘米，宽8.8厘米，高8.3厘米。这双云头锦鞋的鞋面、鞋头、衬里都采用了高级面料，特别是衬里用蓝、绿、绯红、绛、蛋青、白、黄七色织成彩条花鸟流云等纹饰的经锦，其中蓝、绛、绯红、蛋青四色彩条晕间。这是目前唐代彩条中显花的最华贵的晕间彩锦品种。鞋面是华丽的变体宝相花纹，鞋头用一种由大红、粉红、白、墨绿、葱绿、黄、宝蓝、墨紫八色丝线织成的斜纹锦，图案为红地五彩花，以大小花朵组成团花中心，绕以珍禽异兽，卷云行霞，间以瑞草散花，外侧又杂置折枝花和山石远树。鞋头呈高耸的云头状。这双云头锦鞋充分显示了唐代中期织锦、配色、显花三者结合的显花艺术水平，是唐代衣物中极为罕见的精品之一。
[align=center][img]http://www.chinaxinjiang.cn/mlxj/msmf/W020070808387466592762.jpg[/img][/align] 唐代西域女子穿着的平头鞋有麻、蒲、皮等多种质地。用麻线编制的鞋子称作麻鞋，又称线鞋，如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一双麻鞋（图10），用粗麻绳编织成厚底，由细麻绳编织鞋面。鞋面结构疏朗，中间编织成镂空状，与现代的凉鞋相似。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的《围棋仕女图》中的几位侍女也穿了这种麻鞋，说明麻鞋是唐代西域居民普遍穿著的鞋子。麻鞋并不是西域的传统鞋履，应是从内地输入的。但内地的线鞋，不同于《围棋仕女图》中地位低下的侍女所穿的麻鞋，而是京城里贵族妇女时尚的奢侈品。穿麻鞋的形象在唐代绘画作品中有诸多反映，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的宫女们，全都穿着麻鞋。此外陕西长安唐韦泂墓出土的石刻以及西安唐代李爽墓出土的壁画上都有穿麻鞋的形象。
阿斯塔那唐墓中还发现了蒲草编织的蒲鞋，这种鞋子也是由中原传入的，多为百姓暑天所穿。五代画家顾闳中所绘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也可以看到当时蒲鞋的具体形象。
皮鞋与麻鞋、蒲鞋相比，十分耐穿，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了8双皮鞋（图9），鞋底用粗麻线编织，鞋面用皮革，鞋内衬毡，用麻线缝缀，显得结实耐用，应是当地工匠所制。
唐代西域靴子实物十分少见，多见于绢画、石窟壁画和草原石人，如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土于吐鲁番古墓的《树下人物图》中的女主人，穿的就是一双黑皮靴。西域女子舞蹈时也穿皮靴。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唐代妇女也有穿靴子的习俗，特别为宫廷舞女所青睐，将这种靴子叫“蛮靴”。如舒元舆的《赠李翱》中云：“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降帷。”穿靴子的妇女形象，在唐人的绘画中也有反映，和这种靴子配套，身上都着胡服。
唐代西域男子的靴子，比较常见的是长腰靴，靴的质地以皮革为主。如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的木雕胡人俑、戴幞头泥塑胡人俑、打马球俑以及《侍马图》中的牧马人都穿着长腰靴。天王踏鬼俑中的武士所穿的高筒靴子（图10），靴筒上端两侧有扣眼，系带从扣眼穿出，再束在腰带上。1973年阿斯塔那193号墓还出土了一双纸靴，它是随葬的冥衣，通高9厘米，长筒，靴尖到脚背间用麻线缝连，脚踝处用织物扎束固定，并有装饰作用。这双靴子虽然是纸制的冥衣，但对西州鞋靴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靴子是高昌回鹘男子的主要鞋履，穿长袍时，裤子塞入靴内。有的靴筒上端两侧有扣眼，系带从扣眼穿出，再束在腰带上，将靴统吊起。高昌回鹘女子除了穿皮靴之外，还穿一种厚底、鞋尖上翘的花鞋，这种鞋子具有中原文化的特点，曾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反映了汉人穿着习俗对高昌回鹘人的影响。高昌人还发明了“套靴”，就是靴外又套一双皮质的鞋子，这种被现在维吾尔人称之为“喀拉西”的靴子，至今仍在南疆地区广为使用。
2008-3-3 15:19
没虫吃的叶子
专业。。。。。。。。
2008-3-3 16:13
wm_777
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呀
2008-3-3 19:22
匆匆过客
坚决不回帖！！！
2008-3-9 18:03
正在孤独
西出长安无故人!
不说!
不说!
2008-11-5 09:29
老乡人
维吾尔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非常喜欢和为维吾尔族人交流，他们非常聪明，非常经商的民族。
不许任何人，不了解一个民族，不要胡说。了解一个民族才能发言。
不许任何人，不了解一个民族，不要胡说。了解一个民族才能发言。
2008-11-5 09:30
老乡人
维吾尔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非常喜欢和为维吾尔族人交流，他们非常聪明，非常经商的民族。
不许任何人，不了解一个民族，不要胡说。了解一个民族才能发言。
不许任何人，不了解一个民族，不要胡说。了解一个民族才能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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